一个物种、一个品种乃至一个基因能繁荣一个产业、繁荣一个国家。生物多样性的未知潜力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展示了不可估量的美好前景。随着社会发展，人类的需求也在不断改变，而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也必须不断改变，这些方式常常存在于以前未使用过的动植物遗传资源中。例如，科学家在不断地开发新的抗病和抗虫害品种，抗性基因往往来自农作物的野生近缘种和传统的地方品种。人类在全世界不断寻找能够对抗人类疾病的新药物，而丰富的动植物和其它自然产品是这些新药物的重要来源。在未来，常规能源供给不足，而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生物质能源可以提供低消耗的可循环能源。在今后社会发展、城市化普及的大局面下，以生物多样性为资源的生态旅游活动也会广受青睐等等。

谁拥有世界生物多样性商业开发的权利？这是目前保护生物学家、环境经济学家、政府和公司企业争论不休的问题。未来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就像土地对于当今社会的意义一样，它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权利源泉，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未来乃至当前对于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占有与争夺将是若干利益主体的社会搏弈过程。

基因库是培育新品种的源泉

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也是农业发展的基石。100多年前我们的地球村只有16亿居民，然而今天地球村里的居民已接近70亿，预计在2050年之前达到90亿。如何养活这么多人而不破坏地球的生态环境和耗尽自然资源，是人类今天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人口的增长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增长的粮食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可耕地面积逐渐减少的形势下，提高单产成为提高粮食产量的唯一途径。

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提高单产关键在于培育优良品种，而野生植物蕴涵着丰富多样的基因资源，为作物改良提供了源泉。例如，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就是利用在海南三亚发现的貌似杂草的野生稻“野稗”不育株基因开创了三系杂交水稻育种先河，使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为解决我国13亿人口的粮食问题和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中期，一些发达国家和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利用“矮化基因”，培育和推广矮秆、耐肥、抗倒伏的高产水稻、小麦、玉米等新品种，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称之为“第一次绿色革命”。新西兰对中国猕猴桃资源进行选育，培育出优质高产的猕猴桃品种，成为新西兰的“国果”和新西兰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畅销全世界，每年为其创汇达3亿美元。最近科学家在墨西哥哈利斯科州发现了一种多年生玉米，是目前栽培玉米的野生近缘种，通过该种能够培育出多年生的高产玉米，不需要每年翻地和重新栽种，节约了生产成本，它对现代农业的潜在价值至少有几十亿美元。在美国，农作物改良使农作物增产的价值每年达80亿～150亿美元。

转基因技术是人类改良农作物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技术途径。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通过基因转移获得优良品种，但转基因技术可以打破物种界限，实现更为精准、快速、可控的基因重组和转移，提高育种效率，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方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丰富的生物遗传多样性是优良基因的来源。例如，大豆包囊线虫病曾使美国大豆生产遭受了灭顶之灾，美国科学家在中国的野生大豆“北京小黑豆”中找到了抗此病的基因，使美国一跃而成为超过中国的大豆生产第一强国，每年的出口产值超过21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水稻、小麦和其它农作物的基因改良带来的价值每年达60亿～110亿美元。转基因技术目前已进入一个规模化集成应用的新阶段。2011年，全球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1.6亿ha，占全球作物种植总面积（15亿ha）的10.7%。美国仍保持领先地位，占全球种植面积的43%，但发展中国家势头强劲，种植面积以相当于发达国家2倍的速度迅速增长。从1996年至2011年的16年期间，来自全球29个国家的农民中约有1亿人次种植了转基因作物，且累积种植面积超过1.25亿ha。2011年仅转基因种子的全球市场价值就达到132亿美元，是2011年全球商业种子市场370亿美元的36%。2010年全球利用转基因技术获得的粮食及其他产品价值大约为1600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10%以上。现在全世界植物新品种不断推新，粮食亩产快速提高，正是得益于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多样性的贡献。